日韓貿易戰對台灣是利是弊?

換日線Crossing2020年8月7日 上午7:00 作者:Mark Lin/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 


上週五起了個大早,特地去看由梁宇皙導演的《鋼鐵雨2:深潛行動》這部韓國電影。這是一部難得以東亞地緣政治為主題的電影,當中並影射日韓長期爭執的領土「獨島」;和台日中之間糾紛不斷的「釣魚台」主權爭議──這兩地在現實世界中,恐怕也是東亞未來最有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之所在。


有趣的是,這部電影也鋪陳出韓國不少類似主題影劇中,均可看見的主軸:韓國(南韓)與朝鮮(北韓)雖然在政治上分裂、軍事上對立,但彼此在面對「外敵」時,最終仍然是「大義至上」──即「以整個韓半島的民族利益為先」。


至於南北韓的「共同假想敵」到底是誰呢?──不是美國、俄羅斯,也不是中國;而是「韓半島向來的死敵」:日本。


電影中蘊含的意識形態,更讓筆者不禁聯想到近期愈演愈烈的日韓貿易戰。


近期,兩國之間的貿易糾紛,甚至已經直接在世界貿易組織(WTO)的檯面上殺到「刀刀見骨」:其直指對方要害的種種攻防,甚至讓早已展開陣勢隔空叫陣多時的「美中貿易戰」相比之下,彷彿只是「小打小鬧」而已。


日韓貿易戰肇因:日本報復韓國「強征勞工索賠案」


多數分析認為,日韓貿易爭端的肇因,始於 2019 年前後,在韓國纏訟多年的「二戰時日本企業強徵勞工」案,在韓國最高法院主導下,做出了「翻案」判決。


由於不滿韓國在二戰後 70 多年仍持續「司法追殺」二戰往事,日本安倍政府遂決定以經濟手段報復:日本經濟產業省在 2019 年 7 月宣布,將對自日本出口至韓國的半導體關鍵原料,實施「嚴格的出口限制」,並即刻生效。


韓國政府自然不甘示弱,在同時間宣布把日本移出韓國的「出口白名單」作為反擊:日本等於失去了過去與歐美各國共同享有的「優惠國待遇」,也不再享有入關手續簡化等措施。


隨後,兩國各項貿易爭端更愈演愈烈,政府端的種種限令持續出現;民間抵制對方商品、企業的事件更層出不窮:


例如貿易戰初期,令南韓普羅大眾群情激憤的代表性事件之一,莫過於南韓經貿代表赴日針對此事進行談判時,日方官員將會場刻意安排在簡陋且堆滿雜物、「有如倉庫」的室內,同時將原訂的「協調會」擅自更名為「說明會」(亦日本並無「協調」之意)。這場經貿處長級別的「跨國會議」在國際媒體報導的現場照片傳出後,再度引發一連串南韓民眾的抵制日貨運動。 


韓國政府一直對外主張,日本政府針對南韓半導體產業的「出口限令」,是針對韓國最高法院對「強征勞工索賠案」作出判決後,因政治目的而實施的報復;日方則聲稱此舉為「基於國家安全之必要舉措」,因爲「經查相關原料有自南韓流出至北韓、並用於軍事用途之虞」。


時至近日,日韓貿易戰絲毫沒有緩解跡象:日方雖在 2019 年底由美國介入主導的「三國峰會」後一度宣布「部分放寬」(半導體關鍵原料)禁令,但實際上並未改變現狀;時至 2020 年,韓國各地方政府(如釜山、首爾等)則陸續羅列多達 284 家的「(日本)戰犯企業」,由官員號召民眾抵制「未曾對二戰罪行道歉賠償」的日本企業商品。 


韓國「一狀告上WTO」


日韓貿易爭端似有刀刀見骨、愈演愈烈的跡象,衝擊的不僅是兩國經濟本身,也攸關東亞甚至全球高科技產業鍊的「重新洗牌」。因此在多方勢力折衝下,透過國際組織居間協調裁決,似乎是相對可行的路徑:


最新發展是, WTO 爭端解決機構(DSB)在 7 月 29 日的會議上,同意設立專家小組來調查日韓的出口管制爭端。而此一專家小組的設置,相當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的「一審程序」。


事實上,在今年 6 月中旬,韓國就以日本加強針對韓國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之做法不當為由,以一紙訴狀將日本「告上了 WTO」,要求 WTO  介入裁決。


日本政府對此則表達強烈的反對態度,並多次強調貿易爭端應先透過「對話」來解決。職此,WTO 在等待一個多月後,由於未見兩國貿易爭端有任何緩和,或「開始積極對話」的跡象,才做出針對「日韓貿易戰」設立爭端解決小組的決定。


對於 WTO 正式啟動爭端解決機制後,日本駐世貿組織代表團譴責「韓國採取了不利於對話的做法」,經濟產業省在 7 月 30 日更表態稱:「韓國政府採取可能破壞對話的行為,令人遺憾」;然而,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則在同日表示:「鑒於 WTO 同意設置專家小組,日方應儘速取消出口管制。」


簡單來說,韓國對「國際組織介入處理紛爭」一事,明顯較日本積極(或說急迫)許多;反觀日本則顯然無意坐上國際談判桌──背後原因很可能是,日本政府對目前「傷敵一萬,自傷五千」的貿易戰局勢,所承受的傷害並不如韓國來得大:


日本的半導體原料出口採禁令,直接重創韓國半導體產業


事實上,半導體產業的總產值,就占了韓國年出口總額的 25% 以上;但日本方面限制向韓國出口的三種關鍵半導體原料,市佔率卻佔全球的 80% 以上──亦即日本方面並不乏其他潛在買家;但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卻不容易找到「替代來源」。


這三項原料包括:氟化聚醯亞胺、光刻膠、氟化氫,主要用於智慧手機面板及電視液晶螢幕等。當中光刻膠更是半導體產品的重要材質──日本宣佈對出口韓國的三種半導體原料加強管控,對韓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,無疑是嚴重的衝擊。也難怪韓國會如此積極地從 WTO 等國際管道,尋求突圍的契機。 


其實在 WTO 正式啟動爭端解決機制的「一審程序」前,日本與韓國在 WTO 已有多起貿易紛爭:例如在 2019 年 4 月,WTO 已針對「韓國持續限制日本福島周邊地區海鮮進口」一案做出裁決(有利韓國); 2019 年 9 月,日本則在「對韓國財閥的反傾銷案」中取得勝訴。


至於近日日韓兩國的半導體產業紛爭,日方堅持「基於國家安全」理由,對韓方的原料出口限令有其必要;韓方則如同前述,主張日方限令是「政治報復」。而目前綜合各方報導,WTO 官員的態度傾向「擔憂會員國以『國家安全』為由而允許更多貿易規則的『例外』,會導致未來更多不必要的貿易限制。」


所謂「沒有救濟管道的法律,不是真正的法律」,爭端解決一直都是 WTO 多邊貿易體系的中心支柱。依據爭端解決之流程,目前在 WTO 選定爭端解決小組成員之後,將在短期內接受日韓兩國代表遞交之書面陳述並聽取口頭證詞。


然而一般來說,根據 WTO 爭端解決機制運作之經驗,從設立小組到作出最終裁定,通常需要 10 至 13 個月的時間:所需時程當然也可能依調查進展延長或縮減,然而目前由於 WTO 處理終審的「上訴機構」,仍因美國的杯葛而處於癱瘓的狀態,日韓貿易爭執極有可能面臨「常態化」的困境。


「WTO 還有用嗎?」


WTO 從其前身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」(GATT)以來,現在可能正面對史上最困難的時期。


關鍵在於美國為首的各國,近年經貿政策均大幅轉向,紛紛以單邊(各別)的「自由貿易協定」(或反向興起「貿易戰」),取代 WTO 代表的多邊貿易協定。造成這個龐大的國際組織在缺少「領頭羊」的狀況下,長期陷入難以進一步深化共識的僵局。


然而,WTO 本身的「平台」功用和影響力仍在:當下自由貿易區之所以盛行,背後其實是因為在「現行的」多邊貿易體制上遭遇到困難,而不是「多邊貿易體制本身」出現危機。


事實上,不管現今雙邊、或非 WTO 的多邊自由貿易協議(例如NAFTA)如何發展,其規則主要還是基於 WTO 這個多邊貿易體制的規範加以調整,並在這個框架下才能順利實現。 


簡言之, WTO 仍是一個國際貿易談判中經常必須的「基礎平台框架」,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建立(雙邊貿易協定)成員之間的進一步協定,已是國際行之有年的常態。而現在全球共有 160 多個經濟體為 WTO 成員,幾乎每一個自貿協議裡,都少不了 WTO 會員的影子。


當多邊貿易體制遇到困難的時候,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的發展勢頭肯定增強,因為大家都會尋求其他手段,實現自己的訴求和利益。然而雙邊及區域協定同樣大費周章,不如採用「多邊機制的基礎」來得事半功倍── WTO 能從最初的 23 個國家發展到現在 164 個經濟體,本身就說明了多邊貿易體制的作用和吸引力──所以筆者認為,WTO 不會說垮就垮,因為它的作用仍在。


日韓貿易戰對台灣的影響


最後,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:關於越演越烈的日韓貿易戰,將對台灣產生什麼影響?


在經貿與產業方面,由於韓國在半導體產業上經常與台灣業者直接競爭,因此多數人會直觀地認為,如今韓國半導體產業遭到日本「制裁」,理論上應該對台灣有利?


然而由於整個高科技供應鏈分工極為細緻與複雜,台灣許多業者更是「接各國大廠的單生產」,因此若韓國的終端科技品牌廠因貿易戰崩盤,勢必也將衝擊許多台灣科技廠商的生存。故日韓貿易戰對台灣經濟的整體影響,顯然無法簡單論定,甚至有可能「弊大於利」。


然而在外交、政治領域,情況或有不同:目前 WTO 已成為日韓貿易戰中,各國關注的「交鋒重點」,同時 WTO 也是台灣到目前為止,能夠實際參與的最重要國際組織。因此適逢 WTO 「群龍無首」的情況下,台灣應可深思如何藉此時機,增加自己的影響力。


最近台灣懸缺近 1 年的駐 WTO 代表,確定由前大法官羅昌發接任。在現任 WTO 秘書長 Roberto Azevedo 提前一年卸任下,目前已有 8 個經濟體的人馬出線角逐 WTO 領導大位──如今美國勢必不會再讓「親中派」的人選擔任 WTO 秘書長一職,加上東亞在日韓貿易戰的壓力下成為 WTO 近期的焦點,台灣或可趁勢增加在 WTO 的影響力。


另外,有許多人好奇「擔任台灣駐 WTO 代表」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?筆者最近聽前駐 WTO 代表朱敬一院士是這麼形容的:「第一,在日內瓦期間,是學者難得可以享受充實研究的生活;第二,與對岸的老共鬥,其樂無窮!」


作者簡介:


Mark Lin,台北出生、高雄長大、北京委身。專長為私募股權基金研究,曾任職政府產經智庫及外商顧問諮詢,就讀過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、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、清大經濟學系博士班,兼讀過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博士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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